堪舆策划应用研究部
高级研究员、研究员:孙如斌、杨建鹏、顾生才、邱殿明、崔永清、蔡育真、蓝必照、裘红祥、刘正芳、于家平、莫富国、赵红伟、王汪辉、谢幸活、于海军、戴宏运、曾庆荣、李学哲、蔡挺、劳炳辉、张海生、徐一翔、张守才、彭方湖、李慕涵、郑云芸、李丽雅、蔡红枫、董易坤、王春林、博明镜、白红、王新龙、王瑞莲、周响、黄朝福、谢祖信、周建发、王继雄、杜连生、钟时永、杨秀松、张后年、杨明凯、杨宗臻、曹丽华、庞云方、高兴洪、陈延昌、王素珍、陈永强、刘全威、吕茂阳、钱志雄、曾水运、鄂誉堂、包建庆、莫永颜、戴钦政、薛宇亨、蔡玉海、卢福华、王敏儒、张金山、李秀娥、侯言河、周必庆、邱耀宽、厉瀚璞、侯传武、胡旺生、李进禄、王亿洲、彭悦营、吴桂兴、申时林、杨林凑、左晓东、刁波、闵道胜、黄森、许群、彭杰、郝洪震、苏科才、邱宇宁、李青锋、林世刚、沈杨政、聂大洲、方兴奎、彭晓光、郝志贵、郞宇乾、李怡江、王功德、田梁君、王春风、吴耀棠、彭旭辉、王建、谢钧强、邵思燕、马彪、吴绪燕、杨小东、冯玮、王法芳、徐忠良、戴胜金、汪庆久、黄麒谚、曾仁露、潘庆强、孟凡坤、王重新、巫国亮、张文義、姜武、李知铮、李霁名、刘安明、臧建军、张广晴、邵玉华、吾太修、周玉兰、邱银行、蒋春华、彭引端、曲辛梓、谢钟辰、张雪东、蔡宇辉、高鹤轩、张立峰、龚裕奚、李艳、孟海燕、朱常智、李朋龙、黎刘生、朱宣明、杨国岗、张茂莲、黄得强、谭啟财、邓金欧、林宇宾、胡代旭、邱昌坪、朱同壁、邓卢山、姜忠军、邹川江、杨丰源、黄玉准、黄顺华、李日成、季亚媛、杨玉红、张冬英、陈向红、王信珹、王海钰、丁震新、李柱华、谢亲连、刘艳杰、范亚龙、董海、董正刚、王艳辉、陈世刚、谢水捷、黄琪媛、孟云、陈强、范鑫、阮泰源、曹峰、姜虎、张越良、谢贤柏、刘耀新。
堪舆文化
堪舆文化又称风水文化,是一种传承有序的传统民俗现象,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对居住环境进行地理选址布局的一种实用国术,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堪,地突之意,代表地形;舆,指承舆,即研究地形地物之意,着重在地貌的描述。《史记》将堪舆家与五行家并行,本有仰观天象,并俯察山川水利之意。故民间称“堪舆”为“风水”,专称看风水的人为堪舆家。
堪舆也称风水,是中国先民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形态,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文化关系的经验总结。
《易经》为其理论基础,旨在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其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其核心在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进行地形分析、区位与方向分析以及规划布局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内容涉及地理学、气象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及宗教民俗等,其中也不乏迷信与糟粕。有一些人利用“风水术”从事迷信活动,造成了恶劣影响。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审视它,辩证地批判吸收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利用有其正确合理的部分。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kān yú堪舆(堪舆)
(1)《汉书·扬雄传上》:“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抶獝狂。”颜师古注:“张晏曰:‘堪舆,天地总名也。’孟康曰:‘ 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堪舆,张说是也。”《文选·扬雄〈甘泉赋〉》李善注引汉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后因以“堪舆”指称天地。 宋叶适《中塘梅林》诗:“物有据其会,感召惊堪舆。” 明李东阳《植柘陈翁刲股卷》诗:“茫茫堪舆内,此意诚苦辛。”
(2)即风水,指住宅基地或墓地的形势。亦指相宅相墓之法。“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参见“堪舆家”。
Feng Shui(风水),Kan-yu(堪舆),Di-li(地理), Geomancy(择地)
堪舆:堪,地突之意,代表“地形”之词;舆,“承舆”即为研究地形地物之意,着重在地貌的描述。《史记》将堪舆家与五行家并行,本有仰观天象,并俯察山川水利之意,后世以之专称看风水的人曰:“堪舆家”,故堪舆在中国民间亦呼之为“风水”。然或有称“堪舆”不只看风水而已,而应分五部份,曰:罗罗、日课、玄空学、葬法及形家。
堪舆:堪为天道,舆为地道。风水一开始就与天文历法、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这是风水术的两大特征。
相地:是指观察地理形势。
青乌:得名于汉代相地家青乌子,又称青乌先生。
青囊经乃黄石公所著,是公元前约二百二十年间秦朝的学者。全经共分三卷:上卷叙述河图五气、洛书方位与阴阳二气融合而化成天地之定位等学理,故谓之化始。中卷说出天地间形气依附与方位配合而成一体的动力,故谓之化机。下卷说明天地间形气方位与各种法则配合后的影响力,故谓之化成。
风水学实际上就是地理学、地质学、星象学、气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种学科综合一体的一门自然科学。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相信风水的民族之一,假如风水真能带给我们好运的话,怎么相信了几千年的我们,不论是在科技、经济、民主,各方面都落后欧美数年?假若没有风水这回事,那它又怎能让我们信了几千年,况且很多风水师看阴宅、阳宅断事往往神准无比。基于如此,我们相信有“风水”这回事,只是古代流传至今,在“流传”上出现了问题。 现代风水学既注重建筑的"形",也重视建筑的"神",追求形神兼备。"千尺为势,百尺为形"是指的"形",而"四神砂"、"乘气说"所指的是"神"。它们之间相辅相承,构成了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具特色的城市建筑风格。"神"的实质是追求建筑与自然的融合,为了达到"天地人"的统一。这个"统一"是追求宇宙创造生命背后之"谜"、地球颐养生命的规律和生命本身的运行规律的大统一。这与现代建筑设计只注重设计者的主观构思、平面和空间的艺术效果处理,满足功能方面的"物质需求",而忽略"精神需求"等,造就了今天的城市趋同性和城市弊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建筑风水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对人类的生存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意义,既能有效的结合自然环境又能很好的融入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环境生存空间,把建筑行业和生态环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在国外,中国的风水学已经得到各国不同领域的专家重视。他们采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进行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从中领悟到其无穷的魅力,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如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权威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其编写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指出,中国风水学"是一门专家们正在谋求发展的前途无量的学问"。中国的炎黄子孙,理应将这一理论发扬光大,为我所用。
那么何为堪舆?《淮南子》中有:“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即天地之学。它是以河图洛书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把天道运行和地气流转以及人在其中,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论体系,从而推断或改变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因此堪舆(风水)与人之命运休戚相关。
从之所以叫风水上又可以看得出,风和水在整个堪舆界学术理论中的重要性。其实,研究风和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研究“气”。《黄帝内经》曰:“气者,人之根本;宅者,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顺之则亨,逆之则否。”《易经》曰:“星宿带动天气,山川带动地气,天气为阳,地气为阴,阴阳交泰,天地氤氲,万物滋生。”因此,可以看出气对人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要研究风水呢?其实,气与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古书载:气乘风则散,界水而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又说:“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水龙经》也有“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等等,都说明了风和水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从宏观上讲,靠水的地方就比不靠水的地方要发展的快。比如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二十世纪中叶,亚洲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得风气之先,于六、七十年代经济飞速增长,一跃而成为亚洲经济的排头兵,给整个亚洲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为世界所瞩目,被称作亚洲四小龙。然而当你去研究他们时发现,他们所处位置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经济体制也不同,但是却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环海地区。这种现实情况与风水理论不谋而合。而今,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我国,也是沿海地区较内陆发展更为迅猛。当然象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风水理论的真实性和实效性。黄泓露先生更是在国内让算命和风水回归科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堪舆认识不清,常把堪舆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堪舆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堪舆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堪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周易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堪舆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堪舆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堪舆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学习堪舆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堪舆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堪舆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堪舆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堪舆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堪舆研究的时代鉴证。
在我们印象当中,道士都会掐掐算算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风水算命、医卜星相都会一些。尤其是正一道士,更是法术高超,技术一流。然而,在祖天师立教之初,却有明确规定,天师道的道士是不得学习天文星相之类知识的。
盟威清约:百事不卜日问时 任心而行 无所避就
《陆先生道门科略》云:“盟威法:师不受钱,神不饮食,谓之清约。治病不针灸汤药,唯服符饮水,首罪改行,章奏而已。居宅安冢,移徙动止,百事不卜日问时,任心而行,无所避就,谓约。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
白彬先生在《吴晋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一文中,有一道徐副的镇墓券,徐副是天师道的信徒,其镇墓券中说到:“遵奉太上诸君丈人道法。不敢选时择日,不避地下禁忌,道行正真,不问龟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天师道的信徒是不问龟筮的。
同样在后来老君降授的针对祭酒、道士的《老君百八十戒》里面也规定道士、祭酒“不得为人图山立冢宅起屋”。又说“不得上知星文,卜相天时。”这些种种规定,其实都是在重申盟威清约。《陆先生道门科略》也说:“书是图占、冢宅、地基、堪舆、凶咎之属,须上章驱除。乃复有历,拣日择时,愚僻转甚,正科所明,永不肯从,法之所禁,而竞尊用,背真向伪,谓之倒也。”足见天师创教的时候,是反对道士学习卜筮、星相的。而奉道之民,在建造房屋、修造坟茔、婚娶、开张等等事情的时候,也是不问龟筮,不选时择日的。
天师为何会做这样的规定?
有人会觉得奇怪,何以祖天师会做出这样的规定呢?
王充《论衡·讥日篇》云:“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由于五行、卦气、谶纬学说的盛行,东汉时期朝野都非常迷信。百姓做什么事情,都要看日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择日。但是择日的书,各家所说非一,没有一定的标准。百姓又十分相信这些,以至于做事情,不是根据理性来判断,不考虑客观实际,而是以择日为准。
而巴蜀地区,又有着较为深厚的民间信仰,百姓淫祀鬼神。再加上后来兴起的择日,百姓惶恐。“举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验。祸福自至,则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惧。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连年不悟也。”(出自《论衡》)下葬、屠宰、播种、开张、奠基、婚娶、治病、裁衣、安床、作灶等等,都要择日。
而有些端公、术士,也借此扰民,恐吓百姓,强求钱财和饮食。《陆先生道门科略》中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说:“男称将军,女称夫人,导从鬼兵,军行师止,游放天地,擅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飨祠,扰乱人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其佑,反受其患,枉死横夭,不可称数。”这些鬼兵惑乱百姓,破人家产。蛊惑百姓把牛羊猪,都拿来杀掉,作为淫祀的供品,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百姓事之,不仅不能蒙福,反而受其祸害。
所以“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叩县渠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出自《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老君于汉安元年,授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以教化百姓。而正一盟威道之外的其他信仰,被一概否定,使民不淫祀其他鬼神,改奉老君所授之正教。“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同时规定“师不受钱,神不饮食。”杜绝假借祭祀和祈福的名义索取食物、钱财的行为,以安百姓。
天师道的创立是伟大的宗教改革
当然,这样的改革运动,无疑触及了当时巴蜀地区原有的民间巫师的利益,所以遭到了强烈的反抗。据《汉天师世家》云:“汉安二年七月一日,登青城山。山有鬼城,鬼市,鬼众,分为八部,日为民害,各有鬼帅领之。及至,鬼帅率其属,迎敌天师。以丹笔书空,鬼众立仆,招之复起,或反风而火焚,或揭日而雾散,限以泰山,压以巨石,鬼物哀号乞命,请受约束。遂命俱会于青城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处幽暗。”《汉天师世家》是明朝编纂的,根据此书记载,祖天师登青城山,大战鬼帅,正法宣扬。与鬼盟誓,使鬼处阴暗,人处阳明。从此鬼帅不再祸害人间,天下太平矣。这段文字其实是反映了,当时天师和当地原有民俗信仰的奉行者之间的斗争。也就是《陆先生道门科略》里提到的鬼卒扰乱百姓,后来被天师收编的事情。
《三天内解经》云:“民人唯听五腊吉日祠家亲宗祖父母,二月八月祠祀社灶。自非三天正法,诸天真道,皆为故气。”也就是《陆先生道门科略》所谓的“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同样,天师道对自己的徒众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所以才有盟威清约里的“神不饮食,师不受钱”的规定。
当年天师设教,对于巴蜀地区的原有信仰进行了革新,是造福当地百姓的好事情。所以“化民百日,万户人来如云。”“民夷便乐之”,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
堪舆(风水)理论的源流和发展
“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段话出自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这是“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对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好坏,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人们的发展繁衍。
然而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却并非从晋代才突然产生。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
到了风水术大肆张扬的魏晋南北朝,管、郭璞这样的风水宗师开始逐步完善过去有关风水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卜则巍流落江西,其后世子弟逐渐形成了“形势宗”的风水派别。而“理气宗”开始时流传于福建,宋朝有位风水大师王推行其说,遂形成了另一大风水派别。
“形势宗”又称赣派、形法派、峦头派。该派学说注重在山川形势的空间形象上达到天地人合一。“理气宗”又称闽派、宗庙派、理法派。他们注重在时间序列上达到天地人合一,其考虑的因素有阴阳五行、干支生肖、四时五方、八卦九风、三元运气等。形法主要为择址选形之用,理法则偏重于确定室内外的方位格局。对于旷野、山谷之宅,因其与周围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故多注重形法;而对于井邑之宅,由于其受外部环境的限制,所以常常形法、理法并用。但无论“形势宗”还是“理气宗”,都遵循天地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这三大基本原则。
兴国是现代中国风水学中最盛行的流派——赣派风水的发源地,素有“中国风水地理文化第一村”之称的三僚村,就位于赣州市兴国县东南60公里的梅窖镇。
唐代末年黄巢兵进长安后, 原任司天监监正的风水地理大师杨筠松(名益,号救贫),弟子曾文 、廖隐居三僚村,传播风水文化,后被尊为风水祖师。三僚曾、廖二姓师承杨公奇术,风水文化在三僚村绵延一千多年,历代名师迭出,享誉海内外。古代南京、北京十三陵、故宫、长城都是三僚风水先生堪择。
杨救贫当年选中三僚传道授业,是因为三僚村地形状如一个太极图形。站在两姓交界的“和合石”上看,三僚村是一个盆地,盆地中间一座条状石山“罗经石”峰恰如罗盘中的指针;曾屋村和廖屋村如太极图中的两仪;村周围的东华、西竺、南极、北斗四座寺庙和全村八个景点,吻合了《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演八卦”的原理。 三僚村曾、廖二姓各祀的两座杨公祠,供奉杨公金身,抽签是由〈易经〉演化而来的〈杨公诗签〉,每签一卦,共64卦。这是全中国惟独三僚特有的文化现象。三僚村尚有一株杨公当年手植的古树“九尾衫”,这是一株千年古衫,完整时树干约需四人合抱,由于农民迷信,说这是廖氏的风水树,每出生一个人,就要割一点树干泡茶喝,经过一千余年了,现今只剩约五分之一,空心。1949年遭了一次火灾,炭迹仍存,此树在九尾时,廖氏达三千余人,现只有五尾,故人口仅八百余人。
三僚村保留了不少古代风水建筑,如廖氏宗祠周围的章光土、七星池,曾氏周围的砂手、龟蛇会、石拱桥等,罗三公墓,太监墓,蛇形祠,卧虎形墓,猛虎跳墙形墓等不同时代的风水作品,吸引着许多海内外学者前来参观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