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文化应用研究部

高级研究员、研究员：谭拴云、刘红秀、朱柏润、郑云芸、陈梦雪、余新太、莫富国、王聚甫、韩国龙、谭拴云、曾庆荣、李丽雅、曹国宝、隋晓芳、孙影、杨密仁、刘影、米莱、王一洋、慕雅、王美弘、叶家裕、李慕涵、董广谦、黄森、朱常智、侯言河、玉莹、彭霞、张春杰、陈奕杰 胡慧仙、蔡新松、樊欣怡。

国学基本概念

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百家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渊源演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国子监设有礼、乐、律、射、御、书、数等教学科目。

近代以来所谓“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归罪于以孔子和四书五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等激进口号。但胡适等人在运动后期则针对性地提出“整理国故”口号，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1934年，章炳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炳麟上述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书，在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章炳麟所谓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论述。自 “西学东渐”之风后，为了区别开“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批判胡适买办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以及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国学”作为一个口号或名词已基本消失。只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爱我中华”之风日炽和“中国崛起”口号之响起，尤其是“孔子学院”在海外的遍布和祭孔大典在国内的连续上演，“国学”又在海内外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火起来。

涵义解读

何谓国学？这个词的涵义有不同的解读，社会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国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凡是中国的文化学术都属于国学；亦有学者认为国学是专对治国理政而言的，国学特指“治国理政”之学。但无论怎样，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

1、国学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国学”的现在涵义是“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的，所以国学无可争议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

2、国学门类宽泛复杂，有无主从之分？国学是以先秦诸子百家为根基的，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无主从关系；如就各时期所起作用而论，诸子百家学说在各时期各相应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诸子百家学说并无主从之分。

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国学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慢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今人对国学的基本看法只在形式上，乃至觉得用文言文的就是国学，对于朴学之类几无任何概念。举例来说，治国学先从经学开始，经，古称六经或六艺，后世经历秦火，几经辗转，乃最终定为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周易》以占筮之书，历秦火而独存，没有被焚禁过，六经之中其他经书及六国史书之类都在焚书坑儒中被焚，后在汉初由官方整理寻找，从故秦博士伏生这些人那里按他们的背诵记述重新补足，与原书多不一致，同时又有鲁恭王坏孔子家壁发现壁中书，及后世刘歆于秘府整理出的“古文经”，虽有经学家的今古文之争，古文家又因伪造部分经书而被诟病，后东汉郑玄调和今古文，又经王弼、王肃诸人，今古文之争渐弭，而一代人皆以一代之风气解经，西汉尚灾异，故董仲舒等人讲公羊学言灾变，京房易学讲卦气；东汉流行谶纬，郑玄乃兼注纬书；魏晋尚玄，乃有调和儒道之努力，论四本、崇有、贵无以至有将无同之论，说《易》者多采道家之旨。南北朝至隋唐大略沿袭并整理，孔颖达笺注群经，为当时经学南北融合作出贡献。

宋明时易学继陈抟而有邵雍，后朱熹采易图讲易，重在义理，此时理学产生，又者经历隋唐，经学受到禅宗影响，又进入新的境界。再有太极、气、理、性之说遍及人心，此时经学离孔子所治经已渐远，至王阳明“心学”则更是采佛家大乘精义。清朝文字狱大兴，考据朴学大兴，乾嘉年间尤盛，纳兰《通志堂经解》之后，诸家整理经学文字勘定版本，并作正义笺疏，焦循、钱大昕、阮元等为冠。

近代俞樾兼通今古文，其弟子则又启今古文之争，又有南海先生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当时章太炎、刘师培诸人，遂争演愈烈。通经学史，还须知道经学背后的政治因素，如汉代治经是士族垄断仕途的方法，注经便是掌握话语权，乃造出俨然春秋贵族一般的世代簪缨之巨族，在晋以后士族遂成为超越皇权的势力，至有“王马共天下”之说。

今古文之争更牵涉到很多政治因素，如王莽改制等，总而言之，经学中问题错综复杂，而只有治经学后，才能遍及群书，治史、子、集部。例如，不通经学，不会《尔雅》、《说文解字》训诂音韵之类，就无法在文句上读懂古书；不懂《周易》象数乃至天文地理者，就无法读懂史书中各种历法天象灾异记载，也读不懂《史记》中《秦楚之际月表》之类，从而亦无法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理论体系；不懂易学，不读《春秋》《诗经》、《礼记》之类，就无法理解子学中的很多理论来源（因为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和集大成者不是老子、墨子、庄子，而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

史部的体系大致三种，一者纪传，承袭《史记》体制，如《汉书》、《明史》者；一者纪年，承袭《春秋》体制，如《资治通鉴》者；又者纪事，承袭《通鉴纪事本末》，如《宋史纪事本末》等。而在章诚斋眼中，六经皆史（《周易》和史之关系可参考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故史部实际也是继承经学传统，史笔即用春秋笔法，并采用经学中通三统、尊王攘夷、大一统、母以子贵等观念，这是史部概况。

子部是四部中最少的一部分，故将佛道典籍均填入子部，先秦诸子著作是子部最早来源，多归于子部杂学之属，以备与儒家参合互用，而兵农医术等应用内容在子部则列为较下之学，易学中部分阴阳五行术数之类也在其列，如《六壬大全》、《三命通会》、《李虚中命书》等。

集部有楚辞、总集、别集等分类，主要收录历代文艺方面作品，这一部分由于历代作家不断更新填充而蔚为大观，如宋人著书就有数万卷，而在江陵焚书之后天下藏书不过才两三万卷。此部分与经学中小学（音韵训诂等）多有关联，如《佩文诗韵》等，要之，不同小学，不解平仄及古音等就不能吟诗填词作赋属文，今人文章不济多半还是小学功底不够扎实，对汉字本身感悟不深，又不能通其他几门语言与汉语对比，更显语言能力单薄。集部文章可作三不朽之“立言”者，也是文章精华处。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因此，如果以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看作古代专制主义或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的代名词。当然，并非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

国学的分类方法其一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

   另一种是按内容属性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学。

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一是经世之学，即治国驭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二是科技之学，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

六经

（中华经典）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的话语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周易》是群经之首，是一部渊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易》源于河图洛书，上古有三本《易》：连山、归藏、周易。前两本失传，于是易经现在等同于《周易》。“易”有三种含义，一是变化，即世间万事万物的无穷变化；二是“简易”，即以简单诠释复杂、“以六爻穷变化”；三是“不变”，即永恒不变。中国哲学的许多思想，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亢龙有悔、履霜坚冰都出自这部著作。许多科学现象也和《周易》理论不谋而合，体现中国古人的智慧。

《书》，又称《尚书》，这是周王室外史所藏的政治文件。《尚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祭祀类和战争类，即所谓“古之大事，惟祀与戎”。从文体形式上，也可以分两大类，即上行的奏议和下行的诏令。《尚书》的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在命题谋篇上非常讲究，不少篇章文采飞扬。但由于时代久远，语言佶屈聱牙，古奥难懂。

《诗》即《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又因为其中的作品都可以用乐器伴奏演唱，所以《诗经》也称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乐歌总集。

《诗经》来源有二，一是王室派“行人”到民间“采诗”，二是公卿大夫给周天子的“献诗”。但无论哪种诗歌，最后统一由周王室设在家庙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删定。春秋时期，诸侯宴飨、会盟，莫不赋诗，可见《诗》已普遍流传。

《诗经》最初在先秦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后因孔子很重视它，在培养从政人此时，非常重视诗教，把诗歌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所以到了汉代，一些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便称之为《诗经》。

《诗》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王》则是洛阳一带的民歌。雅、颂则是王室的祭歌和颂歌，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它的基本风格是淳朴自然，敢于描写现实，开启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乐》是隶属周王室司乐的音乐作品，有人说《诗》和《乐》实际上是一体的。《诗》为乐歌，“诗”记词，“乐”记谱。《乐》集夏、商两代音乐精华之大成，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周王室历代乐官修订。现《乐》已失传，无法知道其原貌。

《礼》，又称《周礼》、《周官》，是周王室的宗伯管理的典章制度。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奠定周礼的基础。所谓礼，是天子、诸侯、大夫必须遵循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建侯卫、宗法制、封诸侯、五服制；爵位、谥法、官制和吉、凶等礼。《周礼》被秦始皇彻底烧毁。西汉末年，刘向自称发现了古本并加以著录，这就是今本《周礼》，此事至今还令人生疑。

《春秋》之名，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除周王室外，各国也都设有史官。秦焚书后，各国国史皆亡。西汉时，学者们借口耳相传，整理成《左传》、《公羊传》等，汉儒以为以上各书是解释孔子所作的《春秋》的。它们究竟与孔子的关系如何，尚不能定论。

周代重视贵族教育，贵族子弟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为“六艺”（“六艺”有两种，另一种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备的知识。而诗、书、礼、乐、易、春秋藏于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乱后，大量典籍散失。

因此，除《春秋》存疑外，其余“五经”皆应编修于洛阳。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若其诗文根本六经，德业师模三代，蠕言螳动，俱无愧于汝南家法。